徽商迅速衰亡是怎么一回事

大家都知道，徽商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三大商帮之一。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徽商，真的是富可敌国。比如说，在清代乾隆年间，仅徽州盐商的总资产就等同于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。再比如说，在康乾盛世晚期，清政府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，而在大宗出口商品中，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排名第一。凡是东南沿海交易频繁的地方，都有徽商出没，以致于人们常说“无徽不成镇”；而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的荣宁二府的豪奢，也是盐商们平日生活的折射而已。

但这么强大的徽商，到了19世纪却如彗星一般，迅速走向了衰亡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最近微信公众号“经济学原理”发了篇文章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徽商衰亡的深层原因，说的很有道理。下面我就来和您讲一讲徽商是怎么衰亡的。

首先，从自身组织制度来看，徽商是官僚、商人、族人三位一体的典型封建商帮。徽商普遍奉行“朝里有人好发财”的亚细亚商业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商人们会通过捐献财物、接驾等讨好统治者的方式，来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地位，以及垄断性的巨额利润。这种自身缺陷注定徽商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业怪胎。

举个例子。徽商长期实行抓阄分家产，而不是西方普遍实行的长子继承制。一个大徽商积累了一辈子的家产，死后立刻被分割成好几份。这种做法，非常不利于一代代家族财富的累积。

再举个例子。封建宗法制排斥竞争、平等的商业观念，这导致徽商普遍思想保守，对新事物反应麻木。比如说，在近代的扬州，就发生过盐商聚众抵制修建铁路的怪事。

其次，从整个社会制度背景来看，徽商的衰亡更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在几千年的中国集权社会里，一直都是皇权至上，根本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。所以，商人做生意的路子，只能是和某个权力集团抱成一团，依附权贵，结成一个黑箱式的利益共同体。这种情况下，个人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，只需皇帝或权贵的一句话，便可使你家破人亡。比如说，大盐商江春就曾说过：“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，只需皇上一声口谕，便可名正言顺地拿过来，无须屈身说是赏借。”再比如说，著名徽商胡雪岩，在当上中国首富以后，甚至获得慈禧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，被后人誉为一代商圣。但晚年因为卷入了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，再加上得罪了洋人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倾家荡产，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。

在这种制度下，商人们的财产权利和身家性命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，所以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也就大大减弱。绝大多数的徽商有了钱之后，除了捐官买爵、兴建牌坊，还把钱花在一些古里古怪的畸形消费上。

比如说，他们养了很多文人墨客。著名的扬州八怪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再比如说，他们养了一大批戏曲艺人。京剧就是乾隆八十大寿期间，四大徽班进京而诞生的。此外，他们还养起所谓的“扬州瘦马”，也就是一群出身贫苦、瘦到病态的女子。所以进入19世纪以后，面对更富进取心的外商和浙商的时候，徽商的力不从心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经济学中著名的科斯定律告诉我们，私有产权的界定是市场运作的前提。而徽商的衰亡也再次证明，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，即使出现所谓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也必将最终夭折。法律制度和宪政秩序上的落后，最终使得中国古代的商人没有变成企业家，士人没有变成知识分子，科技没有变成生产力。

所以，要想真正振兴经济，就必须坚持市场化和民营化。只有市场化而无民营化，就会滑入坏的市场化，徽商的兴起就是例证；只有民营化而无市场化，民营化就无法展开，徽商的衰亡就是见证。

本文源自：微信公众号“经济学原理”（徽商到哪里去了？）
音频稿：王爽博士 中山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特聘研究员
讲述：于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