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中,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反歧视的呼吁,要求人们不要歧视某一类特殊群体。腾讯大家的作者刘远举写了篇文章,他在文章里说了这么一个观点,很多反歧视的呼吁,表面上看是在呼吁权利和公平,但本质上却不是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来听一听。
首先,我们所接触到的反歧视,从表面上来看,都是呼吁人们不去做什么,但是你发现没有,其实这些呼吁,都是在变相地强制要求人们必须做什么。比如说,不准歧视乙肝患者,不准歧视艾滋病毒携带者,不准歧视女性矿工。这些呼吁其实就是在强制要求,同等条件下,老板必须雇佣乙肝携带者,医生必须为艾滋患者做手术,工头必须雇佣女性当矿工。
再比如,美国的同性恋合法化,禁止歧视同性恋婚姻,就是在强制婚姻服务行业必须为同性恋情侣提供服务。如果哪个机构拒绝给同性恋提供服务,就可能被起诉,还要做出赔偿。还有同性恋收养孩子的问题,如果忽略同性恋家庭的差异性的话,要满足他们的需求,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个孩子要放弃主流的生活状态,生活在一个同性家庭里,这也就是在要求一个孩子必须做什么。也就是说,当这些反歧视的呼吁和要求成为了现实,变成了法律,每个人就不是“被禁止做什么”,而是“必须做什么”。
其次,一般我们都认为,反歧视是那些少数的弱势群体,向全社会的呼吁,要求整个社会不去做什么。但这些呼吁落到实处,直接指向仅仅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。比如,不雇佣残疾人的企业主、不给艾滋病人看病的医生,等等。在这种要求和被要求的博弈中,虽然发出呼吁的是少数人,但这些人情感上容易产生共鸣,彼此联合得更紧密,从道德上来说也更容易获得支持。被要求的群体,虽然人数多,但组织上比较分散。所以,组织上的不对称,就导致了博弈一边倒,呼吁最终就变成了政策或者法律。
作者说,这种法定的反歧视,其实可以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。因为很多反歧视呼吁都和经济利益有关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有一个很快就能见效的办法,就是补贴。全民出钱给被歧视的人补贴。举个例子,如果女性员工怀孕了,企业可以拿到补贴,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。当怀孕造成的损失可以被弥补的时候,企业不招聘有可能怀孕的妇女的动机就变小了。既然对孕妇的保护,和整个人类繁衍的利益有关系,全社会共同承担这个财政支出也是比较合理的。
所以,我们在解决或者弥补歧视的时候,既要关心残疾人,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损失,要关注艾滋病人,也要对医生面临的风险有所关注。有些和经济利益有关的反歧视,用经济补贴的方法或许更合理,因为道义不应该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,起码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承担。
本文源自:腾讯大家(刘远举:生活中那些细思极恐的反歧视措施)
音频稿:亚平宁
讲述:郑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