尹鸿：解读中国电影新常态

这条音频给你转述一下，尹鸿对2016年中国电影的观察和解读。

尹鸿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。应知识新闻工作室的邀请，他为我们撰稿，分享了自己对于2016年中国电影的观察和分析，下面给你转述一下。

2016年春节档的观影高潮过去后，中国电影似乎就迅速地进入了一个发展调整期。票房上涨速度明显下降，有的档期甚至出现了近十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。

这种现象既是对上一年度在互联网和资本推动下非常态增长的补偿，也意味着中国电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

尹鸿把这个阶段叫做中国电影新常态。在这个阶段，电影市场发生了改变。以前靠改革带来的市场红利，靠互联网介入带来的渠道优势，靠资本带来的利益驱动，都开始回归到依靠电影本身质量的轨道上来。

中国电影新常态表现在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电影创作的新常态。依靠大IP、高颜值和小鲜肉、拳头+枕头+噱头就能席卷市场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，质量成为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。

2016年，很多IP电影，甚至是所谓的“超级IP”电影，尽管在技术上、在视听奇观上相当惊艳，但是因为缺乏能够与观众沟通的故事、人物和情感，市场效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。同时，仿效前些年高票房类型但是缺乏创新的所谓“喜剧+爱情”模式，这一年也被观众忽视。靠炒作和营销似乎再也不能让一部艺术质量一般的影片“骗取”观众的信任。

一些优质电影，比如《湄公河行动》成了本年度最受观众认可的电影之一。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真实改编原则，典型的“小分队孤军深入”的动作类型片模式，性格化+类型化的人物谱系设置，一丝不苟、精益求精的工匠制作精神，特别是将国家爱人人的现代主题融入人人爱国家的传统主题之中，使得这部作品能够在电影市场相对低落的状态中异军突起。

这说明，一方面，观众仍然需要优秀的主流电影，另一方面，中国电影人也可以制作出优秀的主流电影。任何急功近利的电影创作模式都是短命的，创作出经得起观众口碑检验的电影，才是硬道理。

说完电影创作的新常态，再来说说第二个方面，电影观众的新常态。

前几年，由于电影市场的急速扩展，大量缺乏电影观看经验的“新观众”、特别是跟着互联网长大的观众进入电影消费，“小镇青年”、 “搞笑”、“逆袭”等等成了电影观众的共性。

当观众的观影经验越来越丰富，他们的观影诉求也越来越高，口味的多样性特征也越来越突出。

从2016年来看，“爆款”“黑马”电影越来越少，但分众化、差异化的电影观众越来越普遍。

比如第四代导演吴天明创作的一部手法传统的纪实风格电影《百鸟朝凤》，在超长的放映周期中，取得了超过7千万以上的票房成绩，这至少说明中国观众对非商业性电影的接受能力在明显提高。

包括具有一定表现主义风格的《路边野餐》、《长江图》这样非常小众的艺术电影，也都获得了市场空间。虽然从票房成绩上来看，它们还很难与商业大片相比，但是从它们低成本的投资规模和小众的创作定位来说，说明中国观众的差异化审美正在形成。

陆川导演的《我们诞生在中国》作为一部纪录片，创造了超过8千万的电影票房，年末的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电影版也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这说明纪录片正在成为影院电影的组成部分。

在很大程度上，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。电影观众口味提高和差异化，会倒逼电影质量提升和电影产品的多元化。

中国电影新常态表现的第三个方面，是电影类型风格的多元化。

国产电影的支柱一直是香港武打、警匪片，内地喜剧、爱情片。现在随着IP电影的出现，玄幻片开始批量出现。

2016年，既有主流的商业电影类型，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动画电影，还有《七月与安生》、《追凶者也》等一批风格独特、定位准确的中小成本影片。

而《驴得水》这样根据舞台剧改编的，带有荒诞性色彩的讽喻喜剧让人惊喜，比近些年流行的滑稽剧不知强了多少倍。

还有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。就像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，不让人出出汗，很难说是真正的现实主义。这既说明电影创作可能具有的包容度，也说明电影人对中国现实的关怀还是有表达空间的。

中国电影新常态的第四个方面，是在文化价值的表达上有所进化。

比如《湄公河行动》这样传统的国家英雄主题的电影，让英雄具有了个体化的心理动机。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不是抽象的国家利益，而是代表了国家对中国公民的生命和尊严的捍卫。

这种价值观传达，很大众，也很国际，不可否认，是一个进步。

2016年是中国电影小年，好电影跟观众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，电影人才和电影工业还任重道远。但是这种新常态，也蕴含着新的可能。

以上就是尹鸿对2016年中国电影的分析和解读，供你参考。

特约撰稿：尹鸿
讲述：杰克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