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大春是台湾著名作家,他的代表作有小说《四喜忧国》《城邦暴力团》,以及文学理论著作《小说稗类》等。他也曾担任过电影《一代宗师》的编剧顾问,写过京剧《水浒108》的剧本。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,张大春分享了他对东西方小说区别的看法。
张大春曾经说过:“三侠五义里的侠客就像现在漫威的超级英雄”。不过他也分析了这其中东西方文化塑造人物的不同之处。他认为,西方的超级英雄多是单打独斗,而中国侠客们有一个共用共有的价值观和思想传统,就是“言必信,行必果,用心不二”。中国侠客把守信诺看成是最重要的,比如在《刺客列传》里就很明显。侠客爱的对象不只有自己、父母子女、兄弟姐妹、亲朋好友,还包括陌生人。慢慢地,就发展出了一种替陌生人甚至弱势者维持他们基本人权的思想。而漫威的人物就有更多复杂性,漫威漫画里的主角有时会发现自己内在原来如此黑暗,这在中国侠客里是不存在的。张大春说:“中国侠客如果内在有黑暗,你还能当个侠吗?你自己都搞不定。”所以这就是中外的差异。
张大春认为,西方小说传统对人性冲突的解释,不是简陋的爱恨情仇,它的层次、厚度都比较多。而中国小说的社会功能跟西方的不一样,西方是把人性拿出来,放在解剖台上一点一点检验。如果用西方的视角看,会认为中国小说在人性剖析方面简陋而欠缺,甚至都没有放上解剖台的诚意。但是反过来看,中国小说是大量地让坏角色、坏人物立刻受到惩罚,好角色、好人被奖赏,不断地重复这种模式,从而进行教化和引导。张大春认为,中国写小说和说故事的人,他们是相信人们听了故事后会跟他们学做人,他们的目的不是让听故事的人产生美学上的感动或者变化,他们是让你害怕,激发的情感不同。如果从社会教化功能上看,把人们教化地善良和驯化,不通过美学,不通过自觉,不通过人对自我的批判,靠让人害怕,这确实是东方与西方不一样的地方。